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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隨筆

香港青年於五月四日星期一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並有一系列活動,紀念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慶祝青年節。

「五四」當年是北京學生發起的示威運動,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不公平對待中國,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喪權辱國。運動從北京蔓延至全國,又從外交層面擴展至內政體制、思想文化等領域,產生廣泛影響,由此推動中國革命進入新的階段。五四運動因而被視為中國近代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分水嶺。

五四運動發生的背景,是中國人民處於受侵略欺凌的極大屈辱中。中國名義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巴黎和會上列強卻把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交給日本。自「五四」以來,中國人經過持續奮鬥,到今天,國內境況與國際關係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受侵略欺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是「五四」形成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一直沒有過時。

很多人認為「五四」是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運動。毛澤東曾經說: 「五四」出現的一支文化新軍, 「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 ;又說, 「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

近年有學者拿歐洲的文藝復興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對比。歐洲文藝復興從自身的古代文明及和東方文明得到啟示,掀起創新,接著再有啟蒙時代與工業革命的發生,嗣後推動了向世界的邁進,開啟西方文明近數百年雄視世界的時期。

「五四」則爆發於二十世紀初葉,中國在風雨飄搖、晦暗難明、內外交困的環境下,面對外國堅船利炮,急於救亡的一代志士仁人沉不下心來梳理自己民族數千年來的智慧積澱,反而要把它打倒在地。 「五四」新文化運動呼喚「德先生」和「賽先生」 ,反對舊道德舊文學。魯迅就寫過: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 《五典》 ,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不同的時空,不能直接相比,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發展規律、文化史的不可割斷,其理甚明。像魯迅寫的是從當務之急出發,提出破除舊束縛。然而當中又夾雜別的思潮,從「五四」到「文革」 ,走向極端,要否定自己的文化。結果繼續經歷挫折和艱辛,以至災難。

事過近百年,我們得後見之明,可以有更全面的認識。隨著中國不斷發展、進步,國人正逐漸建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我們要學習當年青年學生那樣關心國家、如飢似渴地學習西方,但也要如飢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

饒宗頤教授近年屢次提出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文藝復興新時代的見解。我們值得從這角度思考紀念「五四」 ,既傳承「五四」開啟的新文化,也傳承幾千年中華文明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