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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隨筆

人們使用「學富五車」 、 「著作等身」之類用語,常有溢美之嫌;唯獨是用到饒宗頤教授身上,沒有人會覺得不恰如其分。我今日到敦煌出席敦煌研究院等機構舉辦的「莫高餘馥─ ─慶賀饒宗頤教授九五壽誕」活動開幕式,並參觀了饒教授的敦煌書畫藝術特展,接觸從四面八方到來參與其盛的有識之士,對饒教授學藝之精湛,莫不交口讚譽,欽佩莫名,而說到香港能有這樣一位舉世視為博學多藝的大師,都表示欽羨。

饒宗頤教授名聞中外,畢生好學多思,研究領域廣博,時間跨度寬宏。他又是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詩、書、畫、樂都造詣非凡。饒教授學藝兼美,把不同領域的學問與藝術相融合,達到以學養藝,以藝化學。

他的敦煌學成就就是很好的例子。

饒教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已開始對敦煌出土文物展開研究,曾因此赴印度學習,深入研究古印度梵文婆羅門經典;又研究過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畫稿和寫卷,出版了多部不同學術範疇而享譽世界的著作。

從他的敦煌學研究看得出,他研究方法與眾不同。第一是視野廣闊,這主要表現在「學」方面。在他眼中,敦煌學不限於狹義的專指莫高窟塑像、壁畫與文書的研究,而是廣義的指敦煌地區的歷史與文物的探究。於是漢代敦煌地區以河西四郡為中心,近年出土秦漢時期的大量簡冊,祁家灣的西晉十六國的大量陶瓶,吐蕃出土文書中的敦煌郡所領的冥安縣佛經題記,都在他的研究視野之內。他對敦煌的研究又是在國際間進行的。

第二是重實踐,這主要表現在「藝」方面。他說過,探索繪畫史上某個畫法,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對這個畫法進行實踐。於是,他從巴黎收藏的敦煌殘卷末端和背後的白畫,不但寫出《敦煌白畫》一書,還通過臨仿,掌握了唐人白描筆法,既開展了對敦煌書畫藝術的研究,又進行了大量自成一家的書畫創作。在敦煌展出的,就是饒教授對敦煌文化藝術多年研究及創作成果的集中展示。

能夠做到這樣,必得有基礎。一是主觀的。從饒教授個人來說,是堅固而廣博的學術修養,和經緯縱橫的為學、從藝態度,在空間上無分東西,在時間上不論古今,觀點上不分門派,對一切知識學問自由開放,只要有用,順手拿來,相互比較砥礪,共冶一爐,然後自成一家。饒教授無論為學、從藝,都圓融通達。

另一個基礎是客觀的,即是適宜的學術環境。香港有一個饒宗頤是香港之幸,而饒宗頤能以自由開放的香港為家,以東西兼收並蓄的香港為學問探求基地,亦必有助饒教授成就之取得。饒宗頤教授的成就,可以看作是香港文化精神的體現。

饒教授曾論及,董其昌領悟禪機以談藝,先施於墨法,以蒼潤為重而不主氣勢。但饒教授以為,作為一個開派的大畫家,必須有牢籠宇宙的意向,要有「萬物皆備於我」的胸襟。

饒宗頤教授就是這樣的一位能「萬物皆備於我」的大家。